美國是否特例？法國已故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布羅岱爾對15至18世紀歐洲經濟歷史的考察，得出結論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儘管低收入階層也能「分得一點殘羹剩飯」，但由於他們的工資增長不及物價上升來得快，因此生活水平反會下降；而在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的時段，由於通縮，工人的生活實質可能會改善。

布羅岱爾引用經濟史家的統計數據指出，1380至1510年和1630至1750年的歐洲百年經濟衰退日子裏，工人的物質生活並不比安定繁榮時期為差。倘若我們加上一些非金錢收入的因素，那種放任不干預會導致經濟增長，從而導致人民（包括低收入者）生活質素改善的邏輯，顯然不一定能成立。

正如布羅岱爾指出，在經濟快速上升、物質財富得來容易的年代，人們自然傾向不思求變；但一旦面對衰退，則只能在劣境中尋求各種新的對策，刺激創造力的發展。此外，經濟增長快速的年代，自然生態的破壞也相對嚴重；相反，緩慢增長讓人類回饋和保育自然壞境較為容易。

事實上，單純的經濟指標，例如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並不是衡量貧富的唯一或最好的指標，特別在工業化以後的現代社會。正如波蘭歷史學家Bronislaw Geremek在他的《貧窮的歷史》（Poverty, A Hist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中指出，貧窮不僅是經濟物質層次的問題，它同時也是關乎社會地位和文化心理的問題，與教育機會、工作前途等大有關係，因此不能只以單一的經濟指標來量度貧窮。這樣的觀點，對分析什麼是富裕也同時適用。

換句話說，根據Geremek的說法，對貧富（以及貧富不均／分化）的理解，不能抽空於其坐落的具體社會脈絡，包括社會對弱勢社群和富裕階層的態度，以及社會對不同社群、生活模式和行為所作的科層化的價值分類。事實上，在現代物質相對充裕的社會，例如香港，貧窮問題不再是由於人民不夠食物、或無家可歸，而是由於未能像「一般人」一樣生活。缺乏「一般人」應擁有的消費能力和生活方式，甚至可能會被視為不正常、危險和潛在的罪犯。同樣道理，富裕也並非僅指豐衣足食，更同時是能夠享有「一般人」不能企及的奢侈生活和社會地位。

貧窮是相對的概念 也是文化心理的概念

換句話說，貧窮（和富裕）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也同時是一個文化心理的概念；儘管人們擁有的物質商品比以往為多，但由於社會分化和收入差距擴大，令低收入者或處於相對弱勢社會位置的社群，由於不能像其他人般生活，因此感覺自己貧窮。

這種主觀的感覺，對於理解現代社會的貧富問題，可能比「客觀」的經濟指標更為重要。

Geremek認為，現代社會的經濟增長不僅沒有消除貧窮，相反更在不斷生產貧窮，因為現代經濟需要大量貧困的勞工，以降低生產的成本。作者引用了曼德維爾（Mandeville）的赤裸告白﹕「在廢除了奴隸的自由國家，存在大量貧窮的工作者是最寶貴的寶藏（in a free nation, where slavery is forbidden, the surest treasure is the existence of large no.s of working poor）」，「如果有別的可能性，就沒有人願意受苦於貧窮或為生活而艱苦工作（No man would suffer to be poor or work hard for his living if it were open to him to do otherwise.）」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Charles Tilly在他的《耐久的不平等》（Durable Inequal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也提出了類似Geremek的觀點。他指出，不平等並不會隨經濟繁榮而縮減，而這種「耐久的不平等」狀態，建基的是各種劃界的分類（bounded categories），例如男／女、本地市民／外國人、貴族／平民、黑／白等等，而非根據個人的不同特性和表現。而這種制度化的劃界分類得以歷久常新，往往得力於剝削、囤積機會、競爭和適應等機制。

循這些視角，我們或可總結，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並不是純粹的經濟指標（包括人均收入和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等）所能概括的，而是需要對具體的社會脈絡作仔細的分析，了解產生持續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社會關係和文化心理因素，才能判定。而那種把貧富分化僅僅理解為經濟收入增長和分配問題，並提出經濟增長將自然令低收入工人得益甚至能夠解決貧窮問題的流行觀點，恐怕正如克魯曼所說，是「走得太遠」了。